初来天水城,晚饭后总喜欢独自在藉河边散步。
那是八十年代中期,夏天一来,藉河还是一川清流,两岸绿草。当时,天水城内高楼不多,临街建筑大都是明清以来留下的店铺,虽然古旧残败,满城倒是回荡着古朴幽静的悠悠古风。一旦西天铺霞,南山含黛,倾城的人便从街巷深处走了出来,聚集到城南河堤上,面向南山,静静地享受一天之中最轻松惬意的时光。
这时,就有淡淡的清风顺着河沿悠然吹来,于是收住脚步,站在河水低喧的堤岸上,抬起头来,顺着河对岸一路铺开的绿畴碧树望上去,慧音山山坳里高高隆起的一片苍然古木,几座隐约红墙,会把我的目光和心绪长久挽留下来。
痴痴站在那儿,不由就想,如果在这种时候援山而上,那绿树红墙下,会是怎样一种意境呢?一位老者凑上前来,指着山坳里那一簇苍绿,说那就是在大诗人杜甫“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的诗句里流芳千秋的南郭寺。
人的情感就是这么奇怪,对某种东西渴慕久了,反而就愈怕轻易得到。早在中学上唐诗课时,就听语文老师讲,天水城里有座寺院叫南郭寺,杜甫《秦州杂诗》之十二的那首诗,就是杜甫当年登临秦州城外这座千年古刹时写的。于是南郭寺在我封存已久的知觉中,始终是一棵老树、一眼清泉、一首杜诗组成的美妙绝伦的典雅诗境,以至于在居住天水城的最初几年,我也只是远远地遥望,不敢冒然接近——我担心过于直接,过于仓促的闯入,会破坏这么多年间南郭寺在我内心和情感深处已经成形的那份圣洁、那份高远、那份朦胧完美的韵致。
“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
踏着杜甫的诗韵,第一次登上南郭寺,也是一个草木凝色、天高云疏的秋天。
从高大巍峨的山门走进去,空荡荡的寺院没有几个游人,参天古柏正苍翠得浓重如墨,而古槐枝头一些早凋的黄叶则在稀疏的秋风中飒飒落地。寺院里大殿与佛堂正在修葺,没有几尊佛像供人参拜。不过自清代以来就被列为“秦州八景”之一、1200多年前就被杜甫称为“老树”的那株春秋古柏,却依旧一枝奔放地分向南北,将一把高远得令人目眩的绿色伸向蓝天。
既然自西方净土迢迢而来的圣佛在曾经频遭劫难的寺院里尚没有安顿好落脚之处,便踅足与禅林院一门相通的杜少陵祠,去拜谒多少年来被秦州百姓与佛祖一堂供奉着的诗圣杜甫。
杜少陵祠虽然庭小门矮,诗圣堂里的杜甫造像也已彩绘剥落,落满了灰尘,然而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在这座传统的佛家寺院里,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给佛找到安身之地,这位一千多年前流落秦州时穷困潦倒的诗人,竟然至今稳稳端坐于安谧清静的祠院内,与身旁那株把根深深扎进2500多年前春秋时代土地上的古柏一起,经受住了那么多雨打浮萍、血刃相对的严酷岁月!
慧音山秋色正酣,山脚下,藉水环拢的天水古城也正从一场渐去渐远的酣梦中醒来,南郭寺却依旧以一种一如佛理般幽静、无悲无喜的内敛任温暖的秋阳无声照临。在品尝过如今已变为“北流井”的北流泉水之后,伫立于山门两侧昂首云天之外的两株唐槐下,我便想,如果没有那棵老枝不蓑的春秋古柏,没有神奇如初的古树清泉,尤其是没有大诗人杜甫即兴之间的登临感怀,以及虽然真伪难辨却被堂而皇之地收入清乾隆版《秦州志》的李白《南山寺》诗,南郭寺及天水古城的历史文化,还会不会如此光彩照人昵?
人以物荣,则名垂古今;物以人名,则物值升天。人与物之间相互附丽、相互参照,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基本关系。因此,在一次又一次从南郭寺秋风古韵中走出又走进之后,我愈来愈感到地方史研究者对南郭寺创建历史的考证与争论,其实早已失去了意义。因为从南郭寺现有文化遗存——历朝历代留下的诗文、楹联、碑刻、辞赋来看,真正使这座历经劫祸的千年古刹挺拔如故的最终因果,既非由于这庭院里曾经矗起过隋文帝杨坚诏封兴建的隋塔,也不是因为南郭寺曾经拥有过诸如“妙胜院”、“护国禅林院”这样一些宗教意味浓厚的称呼。在我看来,南郭寺的初创缘于宗教,缘于佛,而南郭寺那“一庭塔影,万古泉声”的不朽神韵,则缘于公元759年满目秋风中孤身老病的大诗人杜甫的登临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