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西戎诸族在西北的兴起，促进了天水原始经济形态的变化，畜牧经济比重增大并上升为经济的主体。

　　西周初年，秦人祖先被贬斥西迁到天水一带，长期与西戎杂处，以至被中原诸侯以夷狄相待，排斥于华夏族之外。自周初至战国间，秦人世居“西垂”，与西戎长期交战，不惜失地亡君，誓死保卫西周的西部门户，以求跻身诸侯国行列并回归华夏文化。为此，他们一方面“入乡随俗”，接受西戎游牧文化，并以善养马而名噪一时；另一方面又能主动从华夏农耕文明中吸取养料，故而惨淡经营，几度荣衰，在群戎包围的环境中由弱到强，脱颖而出。秦穆公大规模伐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至秦献公时，已经“兵临渭首，灭狄源戎。”于是，活动于陇中一带见于记载的邦戎、冀戎、猓戎、绵诸戎、绲戎、襄戎、义渠戎等渐次为秦人所征服。秦人崛起的关键因素在于兼取西戎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长，秦人占有陇中也促使当地经济由畜牧为主发展为农牧兼营，从此，陇中高原半农牧经济区便确立起来。

　　从秦汉至隋唐时期，天水及陇右地区曾长期以农牧并举著称，这里既有较为发达的农业，更以牧业发达而为中原王朝所倚重。无论西汉还是隋唐王朝，天水一带都是最为重要的国家牧马地，为中原王朝提供了大批战马。唐安史之乱后，陇右大部地区被吐蕃占据，中经80余年后，唐王朝又渐次收复了陇右地区，但盛极一时的唐代马政却因吐蕃占领陇右而“监牧使与坊皆废”，于是，唐王朝将监牧“故地存者一归闲厩，旋以给贫民及军吏，间又赐佛寺道观几千顷”。并允许秦、原、安乐“三州七关地腴衍者，听民垦艺，贷五岁赋。……四道兵能营田者给牛种，戍者倍其资馕，贷五岁赋．．．…·兵欲屯田，与民同”。而且，政府对新垦之地“五年不在税限。”这些措施首开陇右大开荒地牧场之风，使陇右失去了国家牧马基地的条件，也使农业开发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接着北宋为了对付西夏，不仅在陇右大修堡寨，派重兵把守，而且让士兵、弓箭手、乡兵等大规模屯田，陇右渭河、洮河流域成为屯垦的重点，不仅河谷川原普遍得到开发，而且不少山坡地也被开垦。导致陇右渭水两岸以及洮河中下游森林和草地进一步萎缩退化。此后，明清王朝为了经略西北，以陇右为前方基地，大量军队进驻陇右并广开屯田，加之明清两朝陇右移民和人口迅速增加，日益增长的人口又以广开荒地、广种薄收维持生计，由此，天水及陇右黄土高原地区由于过渡开垦，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曰趋严重而渐次走上“越垦越穷，越穷越垦”，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单一农业经济的轨道。

图７天水陇关道

　　由于陇右地区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又是多民族杂处交错地带，无论从陇右地区自身，还是从内地与陇右、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而言，经济的互补性都很强，因而，在历史上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工商活动之外，尤以民族商贸活动著称。

　　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极大地带动了丝路通道陇右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而民间贸易范围的扩大，使民族贸易更加活跃，并出现了天水、陇西等一些商贸都会，天水及陇右地区成为中原与西域商贸活动的重要中转站。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虽然政权林立，战乱纷争不断，但丝路依然畅通，民族间商贸活动也并未中断。隋唐统一王朝国力强盛，开放度高，丝路畅通，物产丰饶和多种形式的商贸活动，大大促进了陇右商贸经济的发展。今天水、陇西等城镇，一时成为著名民族贸易的市场。农产品、羊、马、羊及皮毛、丝绸、麻布、药材和盐铁等产品是常见的贸易商品。宋金时期，虽然陇右一带地处中原与西夏、吐蕃、金对峙的前沿，但民族商贸活动颇为兴盛。主要体现在一是贡赐贸易频繁，除了西亚、西域诸国的朝贡之外，吐蕃、响厮哕、党项等周边部族的朝贡也不少，北宋政府规定外蕃入贡可与所经州县进行官私交易，而对一些进贡使团进入内地的人数和货物数量也有相应规定，多余人员及货物只能留在秦州、熙州等地就近买卖。这直接扩大了陇右地区的商贸活动。